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于农药，我是一个门外汉。但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和科普作家，我又很关注农药，尤其是成为《农药市场信息》杂志的特约采编后，更加希望加深了解农药。身为局外人，也来谈谈我心目中的农药，或许会显得理性客观一些。

    农药是把双刃剑，用得好，是个宝，可以控制病虫草鼠害，为农作物稳产增产提供保障；用得坏，是个害，造成残留超标，影响农产品质量，妨碍生态安全。眼下，农药之所以被指责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的罪魁祸首，与农药常识的宣传普及不到位有密切关系。因此，理性评价农药的是非功过、正确认识农药的毒性特点及农药残留是指导科学用药、保障食品安全的关键所在。

    农药是现代农业重要的生产资料，对防治有害生物、保障农业增产以及粮食和食品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农药也是一种有一定毒性的生产资料，使用不当确有可能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带来一定危害。在农业发展还离不开农药的情况下，应科学客观地评价农药的作用与危害。只有通过加强管理，在充分发挥农药作用的同时，将其危害降到最低，才是目前唯一的选择。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但中毒与否，关键在于剂量。几百年前人类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认知。因此，如果把农药或医药一概贴上“有毒”或“致癌”的标识，则是一种误导。首先，并非所有化学品都会致癌，有些化学品不论其剂量多大、接触时间多长也不会致癌；其次，有些化学品在一次摄入后就会致癌，而有些化学品对癌症起诱发促进作用，在反复接触和长期摄入后会引发癌症。不论是农药，还是医药，在研究之初和开发之前都会进行大量的哺乳动物毒性试验，并从化学结构上进行优化以降低对哺乳动物的毒性。

    如同医药一样，现代农药的毒性水平一般要比社会公众所想象的低得多，很多农药的毒性甚至比常用的药物还要低。比如，人们通常认为高毒的甲胺磷，其毒性低于烟碱（尼古丁），也远低于常用的消炎药秋水仙碱等。吡虫啉的毒性甚至低于人们常用的阿司匹林。而大多数除草剂对实验动物的半数致死量LD50均值＞5000毫克/千克，其中磺酰脲类除草剂的毒性比食盐还低得多。相当一部分拟除虫菊酯杀虫剂的LD50也在1000毫克/千克以上。毒性主要与化合物的结构相关，而不在于其用作农药还是医药。

    众所周知，LD50的数值大小是评价一种农药对高等动物的毒性高低的标准之一。饲喂、经皮、呼吸吸收等是测试农药对大白鼠、小白鼠等靶标动物毒性的常用方法。和世界发达国家一样，我国也是从使用对硫磷、六六六等高毒高残毒农药开始，逐步走到今天对这些高毒高残毒农药的禁用、限制使用，进而广泛推广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然而，因为农药知识的普及问题，到现在依然有很多民众还有“农药＝毒药”的逻辑思维。

    殊不知，对哺乳动物的毒性试验，包括致癌试验，通常都是选择最为敏感的动物进行反复接触或饲喂试验，并贯穿终生。然后进一步确定在何种最大剂量下不会产生不良作用，由此得到的无不良作用剂量，再引入一个100倍以上的安全系数（其中10倍考虑人与动物的差异，另外10倍考虑人群个体的敏感性差异），作为拟定人类每日允许摄入量（ADI）的依据，即ADI（mg/Kg）等于无不良作用剂量除以100以上的安全系数。对于农药或医药来说，其风险大小程度是毒性与接触量的乘积。ADI与化学品的毒理学性质密切相关，而接触量则取决于剂量和接触时间。

    在农业实践中，毒理学研究人员就每种作物（如谷类、水果、蔬菜和茶叶等）对每种农药计算并设定了一个最大残留量或残留限量（MRL），也就是说，如果科学地使用农药，则MRL就是从农场输出粮食中的最大农药残留量。根据MRL和食品的日常消费量可以计算出每日摄入总量（TDI）。MRL是衡量一种农药产品能否在某种农作物上使用的重要依据，如果一种农药在某种农作物上使用后的MRL会导致TDI超过ADI，那么这种农药将不被允许用于此类农作物。因此，通过食品途径潜在接触或摄入的农药残留量，总体上远低于其ADI。目前在发达国家，95%以上粮食中的农药残留量要低于残留限量值。残留限量值不是一个绝对的安全限量，即食用残留超标的食品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对健康有危害，但是，残留限量值通常作为食品安全管理的第一道防线，成为保障人类健康最初级的预警机制。

    据统计，截至2015年底，全国登记农药产品34315个，涉及2232家企业（其中境外企业105家）、661个有效成分。此外，我国在禁用和淘汰高毒农药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目前我国高毒农药的比例已由上世纪80年代的7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不足3%，所以农药产品的安全水平越来越高。

    农药残留是蔬菜、水果等种植业农产品的主要污染源，由于不合理使用农药可能导致的残留超标问题，一直备受大众关注。近年来，随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力度和控制措施的加强，我国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污染问题总体处于可控状态，如2016年全国蔬菜农药残留监测总体合格率达到96.8%，比15年前提高了30个百分点以上，并且已很少发现农药残留检出值高于1mg/kg的样品。同时，因农药残留超标而造成的农产品出口受阻现象大为减少，急性中毒事故更是很少发生。

    农药残留是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和《农药管理条例》都要求禁止将剧毒、高毒农药用于果蔬茶和中草药材等作物，并对违法使用作出了相关处罚规定。

    在标准规范体系方面，我国对农药残留问题也进行了严格规范。目前我国已有农业标准（包括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近万项。已经实施的新版GB27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规定了4140项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涉及433种农药。

    农产品安全，既是“管”出来的，但究其根本还是“产”出来的，所以，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控制，首先必须从生产环节抓起。近年来，有一定规模的生产主体越来越重视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和全程质量控制，农产品质量控制的理念也已逐渐从单纯依赖最终农产品的检测转变为以生产过程控制为主。同时，通过科技创新和综合配套，各种安全生产技术得以推广应用，既有高温闷棚、防虫网、杀虫灯、色诱板、捕食螨等物理和生物防治方法，也有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新品种和新剂型的推广应用及施药新方法，大大减少了农药的使用。

    2015年农业部启动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计划，要求到2020年力争实现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经科学测算，2015年行动实施以来，我国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为35.2%，比2013年提高2.2个百分点，减少尿素使用量100万吨；农药利用率为36.6%，比2013年提高1.6个百分点，减少农药使用量1.52万吨。这充分说明科学用肥、精准施药，提高利用率本身就是在减少用量，化肥农药减量既有成效，也仍有空间。

    当然，农药也的确存在一定的毒性，但不同的农药品种其毒性不同，有的毒性很高，有的毒性较低，有的甚至低于食盐，也并非所有用过农药的农产品就一定有毒。化学农药的急性毒性问题，主要集中在杀虫剂和个别的杀鼠剂。

    化学农药的敏感问题除了毒性外，还有二次中毒、抗药性及再猖獗，对大气、水、土及农产品（特别是蔬菜、农作物）残留以及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

    农药对人体的危害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急性中毒、慢性危害和致癌、致畸、致突变。

    我国每年农药急性中毒者约5万人，致死5000~7000人，其中85%以上为杀虫剂中毒，其危害程度与医药中毒不可相提并论。有资料显示：在每年住院治疗的5000万病人中，至少有250万人产生药物不良反应，其中50万人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致死者约19万人，是农药致死人数的20多倍。仅就美国而言，每年因药物副反应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就达10万人左右，因此而住院治疗的则达到200万人次。

    还有，农药在使用过程中，必然会杀伤大量非靶标生物，致使害虫天敌及其他有益动物死亡。环境中大量的农药还可使生物产生急性中毒，造成生物群体迅速死亡。农田环境中有多种害虫和天敌，在自然环境条件下，它们相互制约，处于相对平衡状态。农药的大量使用，良莠不分地杀死大量害虫天敌，严重破坏了农田生态平衡，并导致害虫抗药性增强。

    农药的生物富集是农药对生物间接危害的最严重形式，植物中的农药可经过食物链逐级传递并不断蓄积，对人和动物构成潜在威胁，并影响生态系统。农药生物富集在水生生物中尤为明显。

    但无论如何，对待一件事物，必须从正反两个方面一分为二辩证地看，才不会产生偏见。农药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切不可以偏概全，谈“药”色变，因噎废食。世界范围内，每年因交通事故和跳楼自杀的死伤人数不计其数，难道非要毁车炸楼吗？

    目前在使用农药情况下，全球仍有35%的农作物产量损失。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调查，全世界每年被病虫害夺去的谷物量为预计收成量的20%~40%，经济损失达1200多亿元。可以明确地说，21世纪仍然需要化学农药。据国际权威专家预测，在21世纪中叶以前，化学农药仍将是植物保护的主体。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一直在为其自身健康探索和开发新的疾病防控手段，为作物健康不断研究开发新的病虫草害防治途径，包括生物技术及其与医药或农药技术的集成。只有绿色农药得到发展、壮大，绿色农业和食品安全才得以保证，这才是公众该有的科学态度，也是农药界一直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