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关媒体就最新的土地纠纷造成60人伤害的事件进行报道，那么本来是很好的事情，为什么最造成这样的救国呢?这就牵扯到土地制度改革存在的矛盾，公益”与“非公益”在土地征收中必须区分“严格区分公益性与非公益性用地，缩小征地范围，……意味着政府现行土地收益全部丧失，相反还要另外筹巨资进行公益土地征收和基础设施建设。”这对于现在靠卖地还深陷债务泥潭的地方政府而言，显然是“天方夜谭”的观点，有待商榷。
　　首先，政府存在的目的，不在于获取金钱收益，而在于运用税金提供公共产品。
　　其次，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区分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也并不意味着政府现行土地收益全部丧失。当下中国政府的土地收益是由地租、税收和土地征 收中“低征高卖”三部分构成。征地过程中区分公共利益和非公利益，只会触及第三种的土地收益，并不会丧失全部土地收益。另外，因第三种土地收益减少而导致 的财政收入下降，政府还可以通过加强税收征管(如土地增值税)或者新设、调整各种与土地相关的税(尤其是不动产交易税、保有税)等方式来抵消。当然，新增 或调整土地税需经过民主程序并遵循“税收法定原则”，不能任由行政部门决定。
　　如果担心区分公益与非公益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会持续不下去，导致大规模地方债恶化，造成城建资金不足，那么，更加合乎逻辑的建议应是 推进政府改革，促使地方政府更节约和有效地使用公共资金，并吸引民间资金投入到城市建设中来;应该是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的关系，或者增加地方税和 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或重新厘清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或加强转移支付，而不应建议继续维持低价征收农民土地的制度。
　　有人说，税收要一年一年的征收，远水解不了近渴。这并非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政府完全可以在人民同意的情况下，以税收抵押获得贷款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利益”的认定可以通过程序来解决“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转型期，无法严格区分公益性非公益性用地去改革征地制度”的观点也值得商榷。
　　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确实存在很多“模糊地带”，拥有不同文化背景或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对于“公共利益”的认识和认定确实会存 在一些差异。比如，在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引进一些企业(比如富士康)可能会增加就业和税收，对“公共利益”的认定范围可能会大一些;而在发达国家或地 区，由于处于后工业化和后城市化时期，就不会轻易地将招商引资视为公益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完全无法区分，也不意味处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转型期，凡是 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土地开发都是公共利益。比如，KTV等娱乐设施虽然有利于人气集聚，但任何法治国家都不会将其作为公共利益。
　　另外，“公共利益”可以通过正当程序来加以解决。比如可以先设立一个独立于行政部门的土地征收委员会，在其组织下，将土地开发项目的具体信 息公布在拟征收区域居民区和媒体上，允许民众(尤其是可能被征收土地的权利人)参加听证会，来决定该项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如果委员会认定具体项目属于公 共利益且有必要征收，而被征收人不同意该项决定，那么其还可以去法院起诉该决定，以最终确定该开发项目的属性。
　　华生教授认为“对公益用地征收来说，出低价人家不干，全按市场最高的商住用地出高价，政府出不起，对公共财政和纳税人也不公平”。这个观点 也需要讨论。因为“市场价格”并不是“市场最高价”，而是“市场中间价”(即市场均价)。被征收人为公共利益做出了“特别牺牲”，所以公共财政和纳税人依 照“市场中间价”补偿被征收人也是公平的。我们应该看到，“征收”的本质仅仅在于，政府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强制购买非国有土地，并不意味着被征收人只能接 受低价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