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药中添加隐性成分,这是行业的公开秘密。当然,还有秘密就是这些农药中究竟被添加了什么成分?”不久前,农业部通报2010年第四次农药监督抽查结果(详见本报2月19日第9版)。尽管众多业内人士都曾表示对农药中添加隐性成分现象早已“见怪不怪”,但通报的不合格产品中,“检出其他未登记农药成分”依然成为业内议论的焦点。“这好比是一个顽疾,始终存在却始终难以解决。”

　　隐性成分屡被检出

　　据统计,农业部在2010年通报的4次农药监督抽查结果中,添加“隐性成分”在每次曝光的不合格样品中均占据相当大的比率。如第一次抽查中,检出其他未登记农药成分的有17个,占不合格样品总数71个的23.9%；第二、三、四次抽查中,这个比例分别占到31%、27.2%和19.5%。南方农村报记者发现,这些不合格农药样品中,添加多种其他农药成分甚至高毒农药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不乏国内知名厂家也牵涉其中,不少样品标称的有效成分检出含量为零,检出的全部是其他农药成分,正所谓“挂羊头卖狗肉”。

　　“这只是冰山一角。”广东一位经销商表示,部分地区的情况可能还要严重的多,不少农药销售商、厂家特别是资质不全的山寨厂甚至公开把添加某些隐性成分作为“卖点”,向农户宣传推荐,公然宣扬“在我的产品中加入了XX农药,效果特别好”。南方农村报记者曾在博罗一些菜场走访时便发现,这种现象绝非无中生有,某经销商甚至宣称“农药可以定做,保证三证齐全。”还有网友坦然说,“不添加隐性成分厂家日子没法过。不过,若添加高毒农药就显得不够厚道了。”

　　知名厂家带头造假,很多小企业更是肆无忌惮。一位此前在华南某知名制剂生产企业供职的业务员告诉记者,该公司曾经常“做这种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不合格样品中,绝大多数备注有“标称生产厂家声称为假冒其产品”,例如,在第四次抽检的58个样品中,标明这种备注的样品便达34个。这也意味着假冒现象同样也是泛滥成灾。

　　市场不规范给企业可乘之机

　　在江苏快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亚新看来,这种现象的存在本身有着市场的需求。首先这种行为自然是迎合了不少农户的用药习惯——见效要快。加多成分、加大剂量自然成为一些不法厂家提高药效的一条捷径。其次,企业也有这样的动机,要获得一个农药登记证和生产批文,往往需要数十万元不费的费用以及长达2-3年时间,这样的门槛对于一般企业而言很难耗得起,为了尽快从市场获利,用其他成分的配方去套证销售也就不足为奇。当然,当前国内农药市场过于分散和不规范,厂家和销售商众多,加之分散的种植结构,使得这种行为有可乘之机。

　　“危害是显而易见的。”赵亚新说,隐性成分不能在标签上标出,很容易误导农户,造成农药在推广上出现偏差,既影响防效,造成浪费,又会引发诸如病虫的抗药性,缩短产品的使用周期以及生态安全等诸多不良后果。

　　日本农药株式会社上海代表处华南区代表邓清波认为,虽然农民希望药效越快越好,但一般对这种行为也是被动接受,一旦农产品在市场上被检出农残超标或者含有违禁成分,农民首先要为这种代价“买单”。去年年初的海南“毒豇豆”事件就是一个教训。

　　业内人士还担忧,由于行为多为一些山寨厂所为,如果出现大面积药害事故,农民往往很难追溯赔偿。

　　法规监管难以约束

　　“添加隐性成分的农药一律视为假药。”广东省植保总站药检科科长黄怡林表示,一旦查实,将按照《农药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查处。

　　不过,面对如此分散的市场以及4000多家农药厂和不计其数的大小销售商,以目前的执法现状,要想彻底整治市场谈何容易。有业内专家还认为,对于添加隐性成分的行为,按照“假劣农药”处罚显得过轻。如《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中,相关罚则只是没收违法所得以及处以1-10倍违法所得的罚款,而对于没有违法所得的情况,罚款均在10万元以下。在一般情况下,除非出现重大的农药安全事故,执法部门即使在销售点抽检到违规产品作出处罚,销售商一般也会向厂家追溯,“相当于销售商免责,对厂家的震慑力又过轻。”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这种行为对产品的研发厂家影响最大,比如说杜邦的杀虫剂康宽,现在市场上已冒出了多少所谓的“国产康宽?”对此,邓清波认为,对于那些尚处于专利期的农药,比较有效的方式是生产厂家主动去打假,以其侵权行为诉诸法律。而对于那些非专利农药,由于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同一类型的产品往往有数千种之多,执法部门很难去监察这种添加“隐性成分”的行为。“也许只有等到产能充分整合,市场上只剩下几百家企业,能够从源头上去监控原料和产品,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邓清波说。